圖片來源：界面圖庫

　　每逢節假日與休息時刻，橫跨阿拉伯灣的法赫德國王大橋便車流如織。2024年修繕后，這座全長25公里的跨海大橋單日過境旅客一度超過13萬人次。

　　作為法赫德國王石油與礦業大學（KFUPM）的中國碩士生，陳方有時也是這龐大遷徙隊伍中的一員。大橋的另一端是巴林，那里有合法且相對易得的酒精、紅肉，以及更為寬松的社交空氣。

　　在橋的這一頭，不遠的車程就能抵達沙特的工業腹地宰赫蘭市。陳方和同學們過著一種他們稱之為“神秘”的生活。這里多是來自東南亞、南亞地區的勞工，以及諸多“穿著袍子的阿拉伯人”，留學生們也鮮少有機會與異性交流。

　　同時，這里的大學也為學生提供了超過一般水平的經濟補助。

　　作為全額獎學金碩士，陳方在學費全免之外，每月能拿到2500沙特里亞爾（約合人民幣5000元）的津貼。而對于全獎攻讀博士學位的張平來說，這個數字是5000里亞爾（約合人民幣9500元）。在學校提供的宿舍里，這筆錢足以支撐他一家三口在沙特的全部開支。相比于歐美公派留學（CSC）的補貼“花完不剩”的窘迫，這里提供了相對寬裕的安全感。

　　“茍富貴，勿相忘。”

　　這是陳方啟程前，國內同門對他開的一句玩笑。在全球經濟下行與歐美簽證收緊的夾縫中，中東正從地圖上的邊緣地帶，變為中國留學生眼中的“新大陸”。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懷著猶疑、好奇與希冀，試圖在這個中企出海、絲綢之路延伸的新興之地，尋找屬于自己的機遇。

　　風向之變

　　美坤教育創始人兼CEO周驍是最先感知到風向變化的人之一。

　　2018年前后，咨詢中東留學的面孔大多來自在中東經商的家庭，留學往往是家族生意的延續。“現在這類群體的比例在下降。”周驍估算，現在每年接到的兩三千份咨詢當中，60%到70%的學生原本瞄準的是英美澳加等常規留學國家。但在安全、成本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下，他們開始轉向中東。

　　陳方對界面新聞坦言，他是抱著一種“低成本試錯”的好奇心來的。拿到全額獎學金的碩士錄取后，他想親眼看看這個傳說中的中東國度到底長什么樣。

　　而對于正在攻讀博士的張平和王立來說，讓他們跨越萬里的，除了對異域文化的好奇，也是對“一帶一路”倡議與沙特“2030愿景”的政策規劃下發展前景的“押注”。

　　“在賭一個信息差。”王立直言。在他們眼中，正在推進“2030愿景”的沙特是一塊火熱的新地。隨著華為、中建等數千家中資企業在中東落地，熟悉當地環境又具備專業技能的留學生，有機會成為銜接這兩個龐大市場的緊缺人才。

　　“既然國內卷不動，歐美留不下，不如來這里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這種理想的實用主義，構成了中東留學熱的底色。

　　當然，中東并非“鐵板一塊”，也分為諸多不同的地區。中國留學生主要考慮的，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

　　據界面新聞了解，阿聯酋憑借最高的國際化程度和常年生活的30萬中國人，成為了最穩妥的“舒適區”。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伯明翰大學迪拜分校等歐美名校的加持，也讓這里成為了歐美升學與名校鍍金的跳板。根據迪拜人力和知識局KHDA數據，截至2024年底，在迪拜就讀包括本碩博階段的中國學生達741人。中國已成為迪拜畢業生的第七大生源地。

　　其次則是沙特或者卡塔爾。沙特與卡塔爾多憑借優秀的本地大學吸引生源，后者在2022世界杯主辦地的宣傳也成功“破圈”，愈發為中國家庭熟知。

　　周驍對界面新聞估算，目前在中東留學的實際中國學生規模可能在千人以上。近些年來，像沙迦大學、法赫德國王石油與礦業大學這樣的本土學校，中國留學生人數長勢迅猛。

　　為了接住這波流量，中東院校與政府也開始向中國市場主動敞開懷抱。

　　一方面，中國學生在當地學術界留下了“刻苦”“高產”的良好印象。一名讀博的中國留學生學生對界面新聞表示，沙特院校“極度渴望中國學生過去”，尤其是在計算機等理工科領域。另一方面，如法赫德國王石油與礦業大學這樣的院校從今年起也推出了授課型碩士的項目，這類不具備獎學金、學費相對高昂、瞄準就業的項目，既為教育機構創收，也意在拉動當地就業。

　　政策層面的利好同樣顯著。阿聯酋政府針對優秀的高中、大學學生出臺了“黃金簽證”（golden visa）的優惠政策，在A類、B類大學累積GPA分別高于3.5、3.8的畢業生，有機會獲得10年的長期、可續簽居留簽證。這為留學生在當地就業、創業打開了重要窗口。

　　沙迦大學語言學院院長Asmaa Awad對界面新聞表示，該校會專門針對中國學生提供最高一檔的優惠政策。例如，宿舍方面只為中國國籍的學生提供50%的住宿費減免；該阿拉伯語言與文化交換項目對中國學生實行優惠，學費僅為沙迦大學標準學費的四分之一。

　　一名資深的中東留學中介對界面新聞算了一筆賬：對于就讀本科及授課型碩士的學生而言，迪拜大學的學費及生活費合計20萬~30萬元；算上各類獎學金與兼職機會，實際成本可能會更低。

　　然而，這樣的“雙向奔赴”并非沒有摩擦。作為一個處于“草莽期”的新興市場，像周驍這樣的中介機構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去充當“修路人”——例如，中國本科生通常6月拿到畢業證，而中東本土高校的申請往往5月截止，這種時間差曾導致大量應屆生無法銜接；又如，當地高校很難理解中國中外合作辦學院校“2+2”或“3+1”的學制。這都在過去幾年的實踐中才得到逐步的解決。

　　即便如此，相較于英美等地逐年高企的學費和生活成本，以及波動較大的簽證政策，中東留學無疑為中國留學生們提供了紙面上更具“確定性”的答案。

　　中東折疊

　　落地沙特之后，很快，他們發現一切并不如其所想。

　　與想象中富得流油的高科技都會不同，法赫德國王石油與礦業大學所在的宰赫蘭市更像是“四五線城市的小縣城”。雖然已有美團、極兔快遞在當地鋪開，但在生活便利度與娛樂豐富性上，這里依然有著肉眼可見的匱乏。

　　這種落差同樣體現在“國際化”的成色上。雖然這座城市的外來人口近半數，但多是來自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的勞工群體，東亞、歐美的面孔寥寥無幾。

　　“文化圈比較單一。”張平指出，中國學生本希望能體驗多元文化，最終往往發現社交圈層受限，仍以華人圈子為主。

　　這種“抱團”的現象也被校方感知到，但在Asmaa眼中，這更多源于一種文化上的防御機制。她觀察到，初來乍到的中國學生普遍“有些內向”，往往在同胞群體中才更有安全感。為此，校方設計了涵蓋歷史、旅游的定制課程，來幫助他們融入當地社群。

　　一個被學生們共同使用的比喻是，這里就像“21世紀初的中國”。

　　除了生活環境的適應問題，學歷層次與就業崗位需求的“結構性錯配”，是目前中東留學生面臨的核心挑戰。

　　博士生王立對界面新聞表示，當地就業市場對于本碩畢業生的接納度較高，只要拿到國際工程師的認證，起薪可達32萬元人民幣。

　　然而，中國留學生的主力軍——為了全額獎學金而來的博士及研究型碩士——卻在就業市場上遭遇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王立指出，由于當地制造業水平目前仍處于中低端，對于“高精尖”博士人才的需求非常有限，“供需不匹配”現象明顯。

　　這種錯配在中資企業的本地招聘中也有所體現。陳方發現，大部分中資的企業會把研發崗設在國內。他曾參加了本地舉辦的招聘會，華為在現場設有展位。但他“等了一個上午也沒等到有人來”，投遞簡歷后也杳無音信。他推測，這類招聘會本質上還是面對本地學生。

　　盡管現狀存在錯位，但受訪學生們并未全盤否定中東市場的潛力；相反，他們將此視為某種“時差”下所可能攜帶的機遇。

　　“沙特阿拉伯2030年愿景”是沙特內閣在2016年提出規劃和改革方案，其中提到要發展前景行業、建立新興能源市場、加強對外開放，將沙特建設為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中心，投資強國，連接三大洲的樞紐。

　　而“一帶一路”下的中企出海也為其添磚加瓦。隨著中阿經貿合作加深，6000多家中國企業落地阿聯酋，300多家進入沙特。沙特-中國商務理事會副主席阿納斯·法達曾公開表示，自2025開年以來，該理事會已接待了超5000家前來沙特探索投資機會的中國公司。

　　Amsaa觀察到，沙迦大學的畢業生開始選擇在中國本土與中東、阿聯酋或“一帶一路”相關的崗位上工作；還有一些則選擇留在中東，進入與中國密切往來的行業，比如航空、物流、能源、國際商務等。

　　就讀能源工程專業的陳方看到了沙特新能源行業的前景。沙特的新能源發展路徑與中國早期十分相似，“先把風機裝完，后把太陽能提起來”。在他看來，這種發展階段的滯后也意味著巨大的增長空間，中國企業在光伏等領域的成熟經驗未來有望在這里復刻。

　　“需要真正的高端人才進入的時候，可能還得要等個幾年。”王立說。對這批先行者而言，在風起之前，他們選擇繼續維持著這場有關時間、耐心與紅利的等待。

　　（文中陳方、王立、張平為化名）